■刘永加
现如今植树造林，道路两旁首当其冲，既绿化美化环境，也为路人提供遮阳庇荫的条件。其实，我国古代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行道树的栽植了。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中就记载有春秋战国时期栽植行道树的史料，那时在路旁载的大都是桃、李等树种。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十分重视种植树木，他修建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驰道，并在驰道两边栽植了许多松树。东汉荀悦所著的《前汉纪》，对驰道的行道树有记载：“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又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”一次秦始皇东巡，登泰山，见草木皆毁，一片萧条，他概叹七国争雄，多年的战乱，树木遭到破坏，当即立下法令：“无伐草木。”并传谕全国各地，还要求在道路两侧“每五十步树以青松”。秦代不仅重视行道树的栽植，同时设有“少府”负责管理全国行道树。
秦以后，历代行道树的种植不断得到发展，所植树种也由秦时仅种青松发展为槐、楸、榆、柳等树种。汉承秦政，依然如前，在道路广泛栽植树木。到了晋代，道路两侧，也多以槐树代替青松，并加强养护，行道树的选择、栽种、修剪等技艺也有了提高。同时槐树在南方也颇受欢迎，晋时建业城（今南京）就以槐树为行道树，晋文学家左思《吴都赋》有载：“朱阙双立，驰道如砥。树以青槐，亘以绿水”。
南北朝时期，行道树又有了新的功能，开始被用来标志公路的里程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西魏废帝二年(公元552年)，韦孝宽因军功被授予雍州刺史。自古以来，官道上每隔一华里便在路边设置一个土台，作为标记，用以计算道路的里程。韦孝宽上任后，发现土台的缺点很多。经过调查了解之后，他毅然下令一律栽植槐树，用以取代土台。这样不仅能作为标记和计程作用，还能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，并且不需要修补。皇帝对此大加赞赏，命令向全国各地推广。于是各地大道两旁都是“一里种一树，十里种三树，百里种五树”作为路标。
唐王朝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性的大都市，城市的街道两旁都栽植行道树，而且多栽植挺拔的槐树。当时百姓有歌谣说：“长安大街，夹树杨槐。下走朱轮，上有鸾栖。英彦云集，诲我萌黎。”承天门至朱雀门的天街因两旁植有很多槐树而名“槐街”或“槐衙”。那时，争荣吐翠的林阴大道，使长安城的景色更加秀丽多彩，可以从唐诗中得到印证：“俯十二兮通衢，绿槐参差兮车马”、“迢迢青槐街，相去八九坊。”唐代乡村道路的绿化也很好，“漠漠尘中槐，两两夹康庄；婆娑低复地，枝干变寻常”，写的就是当时道路两旁所植的槐树。行道树的推广与发展，不但可以美化环境，而且可以保护农田、路基。
宋代继承了前代种植行道树的传统，特别是首都汴梁的城市绿化首屈一指，并推广到全国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当时汴梁城内街道旁有柳树、樱桃和石榴等。当时的名臣蔡襄在福建任职期间，指令各地，在道路两侧遍种夹道松，长大成材，即可遮阴保水土，又可就地取材架桥梁庶民亲受其利，并传出民谣：“夹道松，夹道松，问谁栽种，我蔡公；行人六月不知暑，千古万古摇青松”。
元代执政者也很重视种树，尤其提倡在大路两旁种行道树。朝廷命令在大路两旁，广泛种植一种会长得高大的树木，这些树夏可遮阴，冬为行人指示道路而不至于迷途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・波罗亲眼看到这些行道树，并大加赞赏。
明清时期，河流陆道，夹道种树，其植树木的品种、规模，更是有了大发展。据记载：“清时官道，宽数十丈，两旁植柳，中杂以槐。”“行官道六百余里，两旁古柳参天，绿荫幕地、策蹇而行，可数里不见烈日。”明代正德年间，知州李壁以剑阁为中心，组织民众在三百里长的大道旁种植柏树十万余株，形成了今日犹存的“古柏大道”。李壁还立了一条规矩：“官民相禁砍伐。”从他开始，历任知州交接时，都要交接行道树的种植和保护情况并记录在案，以备查考。清末左宗棠率兵来到西北，主政陕、甘、新三省区，他看到那里气候干燥，就组织人力，从西安经兰州，一直到新疆，开辞一条三千多里的大道，道旁遍植杨柳，一是巩固路基，二是防风固沙，三是限戎马之足，四是利行人遮凉，被人们成为“左公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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